（本系列根據史實與回憶錄，以書面中文輔以香港粵文創作）
歐戰突發，打亂香港防衛佈防
1939年的盛夏，德國入侵波蘭，伴隨著英國、法國對德宣戰，歐洲局勢急轉直下，動盪之勢亦隨之帶到英國殖民地香港。由於中國在三十年代末正與日本對戰，而與香港地理位置上接壤的廣東地區，大部分被日本佔領或控制，亦因此香港當時是以日本作為主要假想敵而作防衛規劃，對突如其來的新敵人 —— 納粹德國 —— 可謂意外。
其時在港的德國人，不少為在港生活多年，習得一口流利英語，亦早已落地生根。對從未回國見證，更莫論經歷納粹黨式國民意識教育的他們而言，「德國人」一詞，或者只是用來識別對方的語言和飲食文化，是否與自己一致。另一批在港「德國人」，更為原奧地利、捷克斯洛伐克等被佔領地國民，甚至是因納粹黨而逃離德國本土的德國人，以及從德國及被德國佔領國家逃亡的猶太人。驟眼看，這群「德國人」與納粹黨甚至當時的德國毫不相關，似乎對位處遠東的香港威脅不大。
德人風險非空穴來風
盡管如此，對香港政府而言，英國對德宣戰，德國會否藉由策動在港德人影響香港治安與穩定，從而干擾英國海外領地支援本國，成為實際的威脅。另外，納粹德國與日本之間的關係，早已在1936年兩國簽定「防共協定」（Antikominternpakt）而展露於世，日本會否以英德關係作藉口而出兵香港，或者要求在港德人向日本提供情報，同為港府對防衛與情報風險的擔憂之處。
事實上，同於1939年，同為「防共協定」簽定國之一的意大利，正正透過其在港外交官及國民，向日本提供香港內部防衛情報 [1]，且部分更被英國截獲 [2]。因此，德國人成為日本在香港的間諜，這可能性同樣存在，防務與情報風險同樣地高。安全至上，集中所有德國人統一管理與審訊，以防香港出現第五縱隊 [3]，破壞香港防衛，成為港府當刻之首要。
拘留選址成持久惡夢
對於要覓地接收並拘留一群德國人，當時英國軍部（War Department）好像是早已有所準備。在英國尚未正式對德國宣戰之時，軍部已選中喇沙書院作為臨時拘留營。喇沙書院前身為1917年於尖沙咀漆咸道建校的聖若瑟書院（Saint Joseph’s College）九龍分校，直到1932年位於九龍仔界限街的新校舍落成啟用後遷移並改名喇沙書院。
對校方和其學生而言，1939年校舍被徵用作德國人拘留營，是學校之後廿多年內「黑暗」歷史的開端，因為到之後日佔時期、冷戰等，喇沙書院的主校舍都長期被徵用作軍事用途。如果以1932年校舍啟用起計，至1959年香港政府解除最後一次徵用，喇沙書院主校舍建築真正供校方使用的時間，加起來可能還不到10年。
1939年9月1日，英軍以及軍部工程人員進駐尚未開始新學年的喇沙書院，趕在英國對德宣戰之前的四十八小時最後通牒限期內，在校內建成瞭望塔、鐵絲網等基礎設施。雖然最後通牒限期屆滿之時，改裝工程尚未結束，但基本設施經已準備就緒，無損喇沙書院作為拘留營的功能性。
香港時間1939年9月3日晚上7時，最後通牒時限屆滿，英國對德正式宣戰，在港德國人拘留營，隨即啟用。早已預備的英軍及香港警察隨即出發，在各地「搜捕」並帶走在港德國人。
當聽到「搜捕」一詞，以為過程會很暴力，事實卻正正相反……
[1] 1939年4月，意大利駐港總領事Gennaro Pagano di Melito，將香港的防衛設施、駐兵人數等機密資料，整理後轉交日本軍隊。
[2] 1939年6月，潛藏於香港政府內的意大利間諜，將英法之間商討聯防香港可能性的會議內容，交予日本駐港領事並透過電報發回日本本土，唯被英軍駐港情報機構成功截獲。
[3] 源自1930年代西班牙內戰時期，泛指身處國內的隱藏敵國間諜，適時將會與其母國裡應外合，從內部破壞本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