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本系列根據史實與回憶錄，以書面中文輔以香港粵文創作）
酒後犯錯，一個累全家
1939年9月3日，經過一輪搜捕，百多名身處香港的德國籍男性被帶到喇沙書院拘留營。起初這群德國人的生活頗為輕鬆，俱樂部、戲院、球場等一應俱全，甚至容許自設酒吧，與看守的英兵一同暢飲。驟眼會以為這裡不是拘留營，而是度假營。不過，不論氣氛再輕鬆，這裡始終是拘留營，被拘留的德國人只要做錯一件事，一切都會打回原形。而很自然地，在有酒的地方，自然就會有人犯錯……
根據被拘留者之一，德國工程師 Gerhard Neumann 在日後的回憶錄所記載，自營內酒吧取消分隔招待英國守軍與德國營友的時段後，有一段時間英兵與營友共同在酒吧內享樂，亦由於守兵將自己的步槍留置於酒吧門外，故此即使面對酒精，都少有不愉快的事件發生。
直至有一日，一名德國營友酒意正濃，酒過三巡後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：在無人留意的情況下，他走到酒吧門外，隨手拾起一支守兵放置於門外的步槍，朝外不知指向什麼東西。
「呯！」
寧靜的夜晚被一發槍聲劃破，不但將酒吧內一眾醉意紛紛的營友以及守兵嚇醒，更驚動一眾營友與其他守在營內外的守軍。此刻，營內一片大亂，在酒吧的守兵趕緊制服那個醉酒開槍的德國營友，酒吧內的營友「你眼望我眼」不知該怎麼辦，而在酒吧外的守兵則亂成一團，以為發生什麼大麻煩。最後，這因酒而起的混亂一晚，以守兵將所有營友趕回宿舍而結束。
「度假」完結，輕鬆氣氛不復存在
正是這一次的「醉酒偷開槍」事件，使拘留營內的氣氛急速轉變。原先的一部分基於白人之間互相尊重的自由被重新限制：取消容許營友僱用華人傭工洗衣的「優待」，營友要如同普通人般「自己的事自己做」；球場、俱樂部等被封，主要元兇的酒吧當然被關閉。
不僅如此，原本在營內看守，對營友相當友善的英國守軍（主要由米杜息士營士兵組成）都被替換，由一群來自皇家蘇格蘭團第2營的蘇格蘭籍士兵接替營內守衛，看守風格相較過去更為嚴格，如過去般「營友與守兵同坐共飲」的輕鬆氣氛不復存在。
營內原先相對自由的時間表亦被調整成規限時間表：
早上七時：起床，梳洗
早上八時十五分：點名，早餐
早上十時：宿舍檢查
早上十一時：室外運動
中午十二時三十分：午餐，自由活動
下午四時半：室外運動，探訪時段（如當日為探訪日）
傍晚六時：晚餐
晚上八時：點名
晚上十點：關燈，結束一日時間表被拘押的德國人在此新的氣氛下生活了數個星期，直至歐戰步入「假戰」狀態 [1] 。在此長達8個月的時間，德國攻擊英國的風險有所減低，對拘押境內德國人的需要大減。因此，當時香港政府決定容許營內德國人在經過特設的軍事法庭審裁，確定並無納粹黨背景後，在本地英國人擔保下有限度獲釋。至於未能獲釋的營友，則被繼續置於拘留營中，並隨著1940年初港府向喇沙書院交還主校舍，而搬至以喇沙書院附屬校舍改建的新拘留營。
短暫的「表面自由」，吸不到自由的空氣
Gerhard 是其中一名有限度獲釋的營友之一，他獲得被拘留前的僱主的協助，由當時的顧客之一羅蘭士·嘉道理 [2] 出面擔保，致可離開拘留營並重新工作。不過雖然可以離開拘留營，回到自己的家以及重新工作，但既然是「有限度獲釋」，自不然有其限制：
所有獲釋的德國人均須領有特別的粉紅色身份證 [3]，該證不但有持證人的相片與指模，更大字列明「Enemy Alien」（敵僑）字眼，在被軍警截查時必須主動展示；可以前往的地方受限制，一般情況下只容許穿梭在住家及工作場所之間，嚴格禁止靠近維多利亞港的岸邊區域；每逢星期五的下午必須到居住地或工作地點附近的警署報到等等。
在此等限制下，雖然不能享有被拘留前的自由，但大多留下的德國人都接受了這些逗留條件，終歸希望保留仍然在香港生活的機會。
只是，戰爭的發展往往不會如普通人所願而平息。1940年5月10日，德國開展西方戰役（Westfeldzug），進攻比利時、荷蘭和盧森堡，劍指英、法兩國，結束「假戰」狀態。短短六個星期，荷、比、盧、法等國淪陷，在對抗德國的戰線上，英國雖勉強借由「發電機行動」從敦克爾克拯救剩餘的盟軍軍力，但毫無疑問這是一大挫敗。這使得任何身處在英國境內的德國人都是對英國的嚴重威脅 —— 包括身處香港的德國人。
自由結束，面前只有兩條絕路
1940年6月底，仍在香港的所有德國人，今次包括老弱婦孺，都收到香港政府的通牒：立即前往喇沙書院拘留營報到，並在四十八小時內自行離開香港，否則必須接受政府安排，轉移至英屬錫蘭（現今的斯里蘭卡）的拘留營中。
雪上加霜的是，一大部分德國人在報到之後，即被香港政府扣留護照，亦要求在四十八小時限期前，有意繼續在外安排離開路線而申請免被扣押的人，自行支付負責貼身監管的士兵開支（約每日港幣五元）。對於不少德國人而言，此舉近乎是迫使他們在返回（或前往）德國，與進入英屬錫蘭的拘留營兩者中作出選擇，特別是在缺乏護照的情況下，根本無法進入大多數國家。
Gerhard 相對而言幸運，藉由香港朋友的協助下，以中國航空公司（CNAC）僱員的身份，無護照下前往中國昆明，避過轉移的命運。至於其餘無法自行離港的德國人，在1940年7月就被送到英屬錫蘭，送入位於軍事設施迪亞塔拉瓦駐屯地（Diyatalawa Garrison）的拘留營中，連同來自新加坡的當地德國人，以及日後英國在北非戰場中捕獲的意大利戰俘等一同被拘押。
直到1942年初當地被日軍空襲，不再處於戰線後方相對安全的地帶後，大部分人再度被轉移至英屬印度的內陸地區台拉登（Dehradun）扣押，最終到二戰結束後才獲釋放。
後記
回顧最初研究的起因：到底在歷史上的一句「英國對德宣戰，香港政府逮捕德國在港僑民」之後，德國人的生活有何轉變，最後去向又是何方。最初時我就預計過這群「不幸的」德國人，最終是會被拘押直到二戰結果。只是沒有意想到的，中間的過程如此的奇妙，拘留營可以有度假營的氣氛，就算逃亡都也有電影大片級的緊張感。這一切的歷史經歷，若果就此被一句簡單的說話而輕輕帶過，實在是作為「國際大都會」的香港，在歷史上的一大損失。
可惜的是，在我所能搜集到的資料，只有包含到少數的當時報章報道，以至極少數中途離開被拘押的經歷者回憶，對於被轉移至錫蘭以至印度後的狀態，實難以掌握。加上香港政府不存在的歷史檔案保護政策，實無從追索最初選用喇沙書院作為拘留營的原因，此為一大遺撼，但願日後能夠找到突破口。
[1] 假戰（Phoney War）指1939年9月德國攻陷波蘭後到1940年5月之間，在宣戰後長達8個月的時間，德國與英法之間軍隊只作對峙及零星衝突，未有爆發大規模正面交戰的「奇異時刻」。
[2] 羅蘭士·嘉道理（Lawrence Kadoorie）。無錯，就是來自那個「嘉道理」家族。當時的羅蘭士尚未是男爵，亦未受勳，但已經是當時香港數一數二的名流。其家族當時已掌握中華電力等重要公共事業，並涉獵與金融、地產、貿易、酒店等業務，在戰前香港已經有一定影響力。
[3] 要留意的是，當時香港尚無任何「全民身份登記」的制度。最早在香港出現的全民身份證制度是由日佔香港政府所推行。
